上个月，2025年的全国高考和中考相继结束忠琦配资，又一批中国孩子迎来了人生的分岔路口。从小学读到大学，在“语数外、理化生、政史地”的文化教育中逐渐成人，走向社会，用人类学家任柯安（Andrew Kipnis）的话来说，这是中国社会普遍的一种“教育欲望”。普通初高中、大学生的生活，也更加受到公众的关切。近年来，不论是“小镇做题家”，还是“困在绩点里”，故事的主角，都是这样一批相对“主流”的学生。
2010年，当时刚刚完成硕士学业、在香港研究学习的董轩第一次来到“少林寺之乡”河南登封。在这里，他看到了“教育欲望”的另一种版本：进山沿途，一家紧挨着一家的武术学校中，挤满了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学子。在我国教育体系中，武校是一种职业学校，但和很多职校不同的是，武术学校似乎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职业指向，“有些学校会在招生简介上写上可以考虑当兵、高考单招等，但总体上来说，其实学生和家长们对出路是比较模糊的”。
这些学生从哪里来？为什么会选择一条相对“偏离主流”的路？他们正在经历怎样的成长状态？在短暂的登封之行后，这些问题一下子击中了董轩。
采写｜刘亚光
《打拼未来：武术学校里的文化实践与价值重构》
作者：董轩
版本：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
2011年，任柯安的《治理教育欲望》（暂译，Governing Educational Desire）出版，董轩随即给任柯安发去邮件，表示希望研究中国的武术。随后，他顺利地来到澳大利亚，在任柯安的指导下开启博士生涯。
2020年，自称“浑元形意太极门掌门人”的马保国以一种另类的方式成为“顶流”：他与搏击教练王庆民约战擂台，30秒内被击倒3次，随后在直播中以狼狈的状态，说出了“不讲武德”，“耗子尾汁（好自为之）”等网络热梗。在网友后续的调侃与狂欢中，对曾为中华文化瑰宝的传统武术，大众的质疑一时达到顶点。
董轩认为，其实公众对武术学校的认知一直存在刻板印象和误解，或是过分浪漫化武术教学，或是过于嘲笑或贬低，学术界更是鲜有人会将其当作严肃的研究对象。即便在他开展田野调查的十几年前，情况也是如此。在“重文轻体”的主流教育理念之外，武校的环境确实有其特殊性。“好学生”和“坏学生”的评价，在这里变得微妙。在普通学校里被认知为绝对“差生”行为的打架，在这里却可能是一个学生“优秀”的副产品：他可能在武学训练课堂上表现极为优异。武校对身体训练的强调，也让“开棍”这种在外人视为体罚的做法，在这里成为一种特殊的严厉惩罚。
《少林寺》（1982）剧照。
不过，在武校的特别之外，董轩从朝夕相处的学生们身上，看到了更多的“普遍性”：许多因为父母务工留守的孩子，因为被认为“难以管教”，被家里无奈送到这里，他们讨厌武力，却对文学、艺术情有独钟；大多数学生平日里沉默寡言，承受枯燥繁重的身体规训，却在周末放风的网吧、KTV中互诉衷肠，痛哭流涕；被送来武校的女生只为了给弟弟“陪读”，或是为了圆父亲一个“功夫梦”……
2024年，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学者徐平利出版了《寻找裴斯泰洛齐》（书评周刊曾推出专题《重寻职业教育》对话徐平利，《因为偏见与傲慢，人们认为“职校”输送的就是产品》）。在书中，他在历史中打捞起被忽视已久的现代“职业教育之父”裴斯泰洛齐。在职业教育的肇始，裴斯泰洛齐提倡的是一种与生命高度联结的、审美的职业教育观念。工业革命后，随着人类社会对经济效率比拼的重视，这种观念日渐消退。职校生遭遇的冷落，几乎同步发生。
今年1月，经过漫长的修改，董轩有关登封武校的研究以《打拼未来：武术学校里的文化实践与价值重构》的书名出版。这本书封面朴素，用董轩开玩笑的话说，“很惊讶会有人发掘到它”。对于书中研究的武校生群体，时至今日，他们也同样很少被“看见”。近日，我们和董轩聊了聊他的研究。董轩说，高中时，他是不折不扣的差生，这段经历驱动了他的很多研究。他的硕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学校里的差生群体。“他们都不是现在舆论热点里‘困在绩点里’的985大学生，但需要我们更多的重视”。
董轩，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先后获吉林大学新闻学学士、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类学博士。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人类学，出版有《重构常识：教育民族志的方法与文本》（2021）《打拼未来：武术学校里的文化实践与价值重构》（2025）等。
“来武校，把身体练好就行”
新京报：在中国普遍“重文轻武”的背景下，武校常常是作为家庭“没有选择的选择”，很多家里人觉得管不好孩子，就把孩子放到武校寄存。武校的学生来源，从你研究以来忠琦配资，这些年有变化吗？公众对武校的认知，和你的研究发现有哪些偏差？
董轩：我当年的观察是，很多家长没有在练武的出路上对孩子抱有太多期待，而是会把孩子视作“寄存”在这里，锻炼几年，往后再去做别的事，走别的路。我当年访谈过的家长，对于孩子的期待往往不是像标准城市中产家庭那样，有很明确或者特别高的要求，更多就是“不犯法”“把身体锻炼好”，因为“做什么都要有一个好身体”。这是我访谈的时候听到最多的话。
《武术之少年行》（2008）剧照。
当然还有一些家长有别的期待，比如寻根式的，有东南亚的华裔家长，特地把孩子带到登封来，让他们体验“最纯正”的中华传统文化。对他们来说，学武也是次要的，重要的还是传统文化的根。
这几年，我们的教育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。我做田野的时候，常规的学校好像还没有特别明显地重视体育，但这几年，从国家的教育政策到各校自己制定的制度，很多都对学生体育运动有一个强制性的要求，希望达到“以体树人”，通过身体的锻炼，能让学生在观念、精神、道德上有一个提升。这和我当时在登封武校里看到的对学生身体的重视，有一些相似之处。也许随着时间推移，我们慢慢注意到了过去那种重视考试——“文”的学习——需要有一个重新的看待。不仅是对待狭义的竞技体育和体能训练，还有对我们身心健康、以体树人的重新理解，现在也需要被足够重视。
新京报：在武校，“道德”或者说“素质”是一个很关键的话语，它不仅被学生用于定位自身，也是学校“改造新人”的重要目标。前两年因为马保国遭遇的争议，“不讲武德”成了一个网络热梗。现在的武校师生怎么看待“武德”？
董轩：就我的观察来看，一些规模比较小的武术学校，师徒关系更传统一些，或者可以说小武校更希望复刻传统的师徒模式。一般在这样的学校里，无论是师父还是武校老板，多少都和少林寺的脉络有些渊源。他们特别强调师徒传承，对他们来说，“武德”的修行是放在师徒关系的框架下来考虑的，比如弟子可能需要给师父做一些家务，干一些杂活。他们都住在师父家附近，像传统的入室弟子或“家徒”一样。在手把手“教”与“学”的模式中，“武德”的内涵浸润在日常训练、劳作的各个环节。
还有一种情况是规模较大的武术学校，一般致力于建立更严格系统的现代管理制度。在这样的学校，教练更像一个班主任，区别仅仅在于在半军事化管理的状态下，他要跟着几十个学生同吃同住，一起生活，出学校一样困难。这种语境下再提“武德”，往往带着现代学校管理的目的，比如不能随意打架，这是违背“武德”的，更重要的是违背校规的，和学生职业发展的评价也是挂钩的。
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下，当教练跟学生讲，以及教练在理解“武德”的时候，他往往带着一种现代学校管理方式和目的。例如，他在谈论什么是有道德的时候，会说你不能打架。这不仅仅是在谈论“打架”是作为一个违反道德的事情本身，还有一个暗含的逻辑：“打架”，违反了学校的规定，是跟个人的职业发展紧密相关的。当然还有一群人，是用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“武德”的，比如去质疑有关对弟子的惩罚，哪些在今天看来合理，哪些不合理。所以在武校内部，“武德”的话语还是很复杂的。
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
新京报：武校训练的内容中，扎马步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符号——它留给人的印象几乎是纯粹的“吃苦”。但“吃苦”本身有丰富的象征意义，包括很多家长会被各种武校开设的“矫治营”吸引也是这个原因。学生怎么看待这种“吃苦”文化？你在书中还提到，武校的环境让体罚这种被常规学校视之为违规的做法合理化，“吃苦就是要挨打”，这种观念在中国有怎样的渊源？
董轩：从少林武术本身的修炼的角度来讲，扎马步、千层纸这些训练本身首先是一种身体技术。比如打千层纸，是很有讲究的，把很多层纸钉在一起用于练习出拳，纸的厚薄是相间的，很考验学生出拳的力道，是对身体技术的控制。其次，在身体训练的过程中，“吃苦”实际上是在与他人的关系叙事中被赋予了道德意义，这和中国文化强调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的内核逻辑是相通的。
我认为在中国社会里，在培养某种技术的职业学校，技术本身都会被赋予一些道德色彩。比如外界经常认为武术学校的人很容易找到工作，因为他们经过了某种“道德品质上的淬炼”。比如学过围棋的人，会被认为更有耐心。勤不勤奋、能不能吃苦，这些道德层面的评价现在也用作价值排序，以此区分好学生、差学生。
在武术学校里面，有时候情况会更复杂一些。武艺是否高强是一种评价标准。与此同时，教练们会把大多数学校的这套价值体系——学生听话或者不听话，能吃苦或者不能吃苦，勤奋或者不勤奋——引入进来区分学生。这是另外一套话语。不同评价话语，在武校是交织在一起的。练武的特别之处在于，“吃苦”是能被肉眼观察到的，你流出来的汗、痛苦的表情，都是“吃苦”的具象化。如果是学文化课，要怎么表现一个人学数学的“苦”？似乎没有身体训练直观。
《武术班》（2009）剧照。
新京报：通过你的研究，我感觉武校这个空间存在一些悖论，比如，它本身高度封闭，学生和社会的联系可以说被切断了。这其实导致武校里的教育方法形成了一些“特例”。送孩子去武校的家长，很多其实也怀着一种矛盾的期望，希望孩子受锻炼，又怕他们被虐待。近年来，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，有关武校体罚学生的争议频发，作为研究者，你会怎么看待武校的很多教育方法？
董轩：武术学校确实面临一个复杂的问题：怎么能够让一个擅长打架的学生，只在有规则的擂台情境下使用武力？我能观察到的就是使用“武德”这个话语，认定武校里的优等生除了是武艺高强的，更是懂得控制好自己的身体和情绪的。他们会跟学生说，一个真正职业的武者不是懂得怎么“用劲”，而是懂得“收劲”，也就是点到为止的艺术。但现实情况还是有复杂性。我曾经看过判决文书网上关于武术学校的民事赔偿的判例，这个数量其实是非常大的，很多都涉及受伤事故。
在我十几年前做田野的时候忠琦配资，从学校的管理层的角度，他们已经明确要求教练们不能体罚。但是对一线教练来说，体罚确实是最简单的一种管理方式，所以这中间是有张力的。不同教练体罚的“水平”也不同。比较资深的教练，相对会更好地掌握分寸。
我在书里也提到，体罚在武校叫“开棍”。有经验的教练“开棍”不会把学生打坏，但也能把惩罚的效果达到。需要用这种惩罚处理的，往往是非常严重的问题，比如打群架。
这些年因为有了新媒体，各地的武校经常会有一些关于体罚的争议爆出来。我有一个个人的观察，如果是在最传统的师徒关系里，师父惩罚弟子往往很讲分寸，因为主要是为了点拨、教化。但在一些舆情事件里，我们经常看到的不是“师父－弟子”关系里发生的惩罚，而可能仅仅是体罚者的情绪发泄，怒火指向学生的身体。这和武校的组织形态的转型是有关系的。比如我调研的时间点，一些武校为了吸引潜在生源，会把自己包装成“戒网瘾学校”等等，向家长们宣传的是能进行孩子行为的“矫正”。这时候，曾经的师父就变成了“管理者”一样的存在。
新京报：你在书里提到和武校生们一起唱KTV的经历，在这里你看到了他们更丰富的另一面，他们表达了与学校里完全不同的、更强烈而真挚的情感。这是不是反过来说明，武校在情感教育上有很明显的缺位？这种缺位是一种不只存在于武校里的普遍现象吗？
董轩：当年我碰到的武校学生们有一个共性，话都非常少。这首先给我带来的一个麻烦就是访谈的难度陡增，基本上很难做一个像我们这样一两个小时的长对话。但如果跟他们相处久了，你会了解到他们并不是来武术学校才变成这个样子的。他们中很多人是留守儿童，被隔代抚养，或者是父母即便和他们住在一起，平时也不是非常关心他们，慢慢他们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。我书里提到，他们特别喜欢去上网，有时候甚至不惜冒着被全校通报批评、挨体罚的风险也要翻墙去上网。上网并不单纯只是玩游戏，而是能在虚拟空间里寻找到一些亲密关系的联结。所以，武校里孩子的集体沉默，其实起源于校外。
当然，从武校本身来讲，在我和他们的师生打交道的那些年里，我几乎没有看到他们提到孩子们的“感受”，好像情感在这里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。很多教练会说，他们当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——换句话说，在这些教练看来，武者在习武过程中可能本就需要压抑自己的情感，比如，受伤了不能哭，哭会被认为是软弱、脆弱的表现。在普通学校里，一个班主任批评了一个同学，会考虑是否刺激了他，伤了他自尊，在这方面更敏感了。但在我调研时期的武校里，这种考量是不大会出现的。
这是不是对武校孩子的一种情感压抑呢？这是一个价值判断，我不好下武断的结论。我想可能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觉得这是一种压抑，对于不想练武的人来说，也许确实是一种压抑。武校里确实也有很多不快乐的孩子，比如我在武校里的一个室友，他就是一个不情愿被送来武校的孩子，练武不是他的兴趣，他对文艺更感兴趣。他跟我说他坚持不摘眼镜，因为戴眼镜的人是“有文化的”，和那些“武夫”不同，他就是过得很不开心。
职业教育提供的环境可能比较单一，但学生们是很复杂的。情感上的压力，会导致这些少年需要寻找各种突破口。家境好的大手大脚地花钱，不断换手机。
我没有研究过别的职业学校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同类学校存在的共性问题。对于武校来说，可能学校的高层也会想，这些孩子本身是带着一些“问题”来到学校的，所以武校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“改造”问题学生，让他们能“重回社会”。在这种视野下，那些学生在这里感受到的“痛苦”，可能正是“改造过程”的证明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受苦”便是一个指向重回主流社会的重构过程。
武校里的女孩子们
新京报：不论是在公众印象还是学术研究中，武校似乎都是充满尚武的“男性气质”的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去学武的女生群体的处境变得微妙。你的研究发现，武校的女生一方面希望自己适应学校男性化的要求，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些抵抗，比如不认为自己是“女汉子”。她们是如何安放自己的这种身份认同的张力的？
董轩：在校时间的长短，以及年龄，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武校里的女生的状态。我当时看到的很多太小的女生，并没有很强的性别意识，受到这种困扰少一些。但是青春期的女生，很多都会有这种困扰。因为武校的评价体系里，练得好、打得好很重要。在这样的环境里存在甚至“追捧”这样的榜样，女孩子也会想效仿，至少能得到老师们的赞赏，她们会去尝试着让自己显得更像武校里的男生。但是有一些细节还是能透露出张力，例如，每到周日的时候，下午放假，我经常会看到很多女生穿着用现在的话来说特别“萌”的拖鞋或者睡衣出现在操场上，和平时整个人的状态非常不一样。
我书里也提到了一些研究，比如，Ezzell研究了美国高中女橄榄球队队员，发现她们通过构建“独特的身份”，例如强调自己是异性恋、有“传统”的女性吸引力等来区分“女生”与需要“男性气质”的橄榄球运动员这两个身份。受到尚武文化的影响，武术学校的女生必须发展出一套表演坚韧的策略，以在这种男多女少、崇尚狼性的文化的环境里保护自己。但她们也无意识地重构了所谓“女性气质”，比如我访谈过的小薇，本身练武练得很好，男生给她起“男人婆”的外号，她对此表示拒绝，在她眼里，这是练武的女生特有的“独立”。
纪录片《龙之女》（2013）画面。
之前有一个纪录片叫《龙之女》，就专门拍摄了少林武术学校的女生群体，这里面就呈现出了复杂性。此外，之前一个记者拍过一张照片，也给过我很大的震撼，同时，我也觉得是一种特别好的隐喻。那是一个武校里拿了全国冠军的女生，接受采访的时候，手里抱着一只特别大的泰迪熊，在她身后的墙上，是一个李小龙露着腹肌的照片。
李小龙经典电影《猛龙过江》（1972）剧照。
不过，因为我是一个男性研究者，诚恳地来说，我不一定能完全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真相，我只能讲我观察到的事情，很多事情我并不能直接去猜测。不过，有一点非常确切的感受，这些武校里的女生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经历着无奈。比如我书里提到的小芳，家里把弟弟送来武校学武，担心他学坏、受欺负，就把小芳也送过来“陪读”。还有“女承父业”的小龙，爸爸是一个武术迷，把她送来学武是为了圆自己的武术梦，但她并不喜欢学武。尽管这些女生都是十几岁的未成年人，但似乎都在“照护”别人的梦想。这可能是武校里的学生能折射出的更大的社会问题。
“在武校里等待成年”
新京报：武校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它的出路常常和“做功夫明星”相连。但学生想象中武校出路越是浪漫化，在残酷现实面前经受的落差就越大。这种“功夫梦”在武校学生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？如今它还有感召力吗？
董轩：在我做田野研究的那个时间点上，如果问武校的教练，他一般会说，他当年学武（更早一些时候），就是想要“成为李连杰、成龙”。但到了他们当教练的时候——尤其是电脑技术已经很发达——本身武术片的拍摄语境就在变，影视剧里对武术的身体要求在变低。那时候大家谈得最多的是《卧虎藏龙》，那是一个功夫片转型很成功的案例，他们意识到，原来不那么会打，也是可能出名的。
《卧虎藏龙》（2000）剧照。
所以那时候，武校里的孩子们即便真的是想学武，也对“打成名”不太乐观，但他们会有自己对于梦想的“重构”。我当时就碰到一些孩子跟我说，他们希望在登封这儿接受武术训练之后，再去山东学跑酷。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我完全不知道跑酷是什么，但他们已经很兴奋地在跟我谈论了，向我科普跑酷运动有哪些“大神”、需要怎样的身体技术等等。
有些孩子的成熟让我惊讶，学武其实只是一个铺垫。比如有个孩子跟我说他未来想开一个拳馆，这放在十几年后的今天，也是一个那个年纪的小孩很罕见的梦想。但是他说得很认真，他说他爸爸跟他一起分析，觉得要对这个行业先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，所以还是应该先来学一下武。
他们会很细致地分析他未来有什么规划，准备怎么落实。在田野里和他们朝夕相处，其实从我个人情感的角度来说，我觉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外人刻板印象里的那种“功夫梦”。但梦想依然是重要的，比如跑酷，梦想或者希望是生活的支撑，是用一种对未来的想象、规划来编织当下、个体感受的方法。在这一点上，无论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
纪录片《中华武术》（1984）画面。
新京报：你全书的结尾叫“在武校里等待成年”。我觉得“等待”在此的内涵特别丰富，可否展开谈谈？
董轩：学者Woronov（暂译，沃伦诺夫）之前研究了南京两所职业学校的学生，他用“消磨时间”（doing time）来描述职校学生的在校状态，认为这种貌似没有“生产性”的“消磨时间”实际上是快速变化的中国社会中的一种劳动形态。对职校的学生来说，职业教育的学历可能并不代表知识或者技能的提升，但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学生的韧劲。所以，尽管职校学生每天在课堂上睡觉、打发时间，做一些看起来浪费时间的事儿，没有“学习知识”，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付出“劳动”，没有收获。职校的“无聊”反倒磨炼了这些学生抵抗生活不确定性的耐心，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面对毕业后服务业的高度流动性。
这个研究的启发是，西方现代性对时间的理解，让我们追求人生的每一秒都要有效率，都要创造价值，一旦我们一段时间无所事事，就是不对的，甚至是不道德的。但问题是，何谓价值，何谓浪费？在南京职校的这个研究里，学生们做的事情被界定为消磨时间。在武校，其实很多人也觉得学生们学的东西没有什么实际价值。但这些真的是浪费时间吗？从人生的角度来说，悖论也许是，有时候这种“等待”的状态也是必要的，而有很多时间利用率拉满的努力，却往往是“消磨时间”，消耗掉的不仅仅是时间、对世界的好奇心，还可能同时磨掉了优雅的失败和“漫不经心”生活的能力。
我不能简单判断武校学生的状态是不是同样是一种“消磨时间”。说它是人类学意义上的“阈限”状态可能更恰当——它是一个人生的“中间态”，连接着人生的两个阶段。学生们在武校，可能并没有指向一个明确的未来，但这段人生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也各有意义。
新京报：在前人研究几乎空白的情况下，研究武校学生这样一个“非主流”的学生群体，给你的学术与思考带来了哪些影响？
董轩：这个十几年前做的研究带给我的影响可能是多个维度的。首先是我会不断反思师生关系，我现在也是研究生导师，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在中国语境里常在“师门”这个概念之下被讨论，既有“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”的意思，也可能还有“内”“外”的符号边界感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我在武校看到的所谓好的或者不好的师生关系，以及这种关系的演化发展，都会不断提醒我怎么去做一个我认为合格的导师。
第二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也会参与一些学校教育实践的讨论。我经常会在讨论的时候提醒：一个政策或制度在一线实践中会有怎样的非预期效果？当年我研究的武校学生群体，其实也映射着这样的非预期效果。例如，一个学生可能因为大的环境的变动，在老家和父母的打工地之间来来回回折腾，最后偏离了大多数同龄人的人生轨迹，走上了一条比较“非主流”的路。
第三，我自己现在主要做基础教育研究，几乎每个月都要去各种学校听课、参与学校改进的研讨。我可能会更多关注那些学校生活中“被忽略的学生”，比如，老师设计教学的时候，要把可能反应慢一点、跟不上的学生考虑进来。做公开课展示教案的时候，要把比较内向的孩子考虑进来。我现在指导学生的选题，其实也有这个趋向，他们做过口才学校学生、艺考生、高考复读生等群体的研究，他们都不是现在舆论热点里“困在绩点里”的985大学生，但需要我们更多的重视。
采写/刘亚光
编辑/西西
校对/刘军忠琦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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